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长期封锁，中外记者很难进入陕甘宁边区。随着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增长，英、美等国在华人士特别是一些新闻记者对了解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1944年2月16日，驻华外国记者联盟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允许外国记者到陕北及延安访问。几天之后，蒋介石出人意料地批准了外国记者的请求。3月4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给延安发来一份电报，详细报告了有关情况。
对于外国记者的来访，党中央和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收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来电后，毛泽东当即批给十几位同志传阅。4月30日，记者团的行程大体确定，毛泽东又特地致电董必武，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
中外记者团5月17日离渝，于6月9日抵达延安。记者团共有21名成员，实际只有6名外国记者。这6人之中，一人是苏联塔斯社记者，名叫普罗岑柯；其余人差不多每人都兼任英美等国二三家有影响的报社记者。
1944年6月，毛泽东设宴招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新华社图片
1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毛泽东畅谈国际国内形势，并对记者们说，要战胜日本法西斯，中国必须实行民主。之后，毛泽东还抽空与一些外国记者进行深入的个别交谈。在谈话中，毛泽东除比较详细地介绍中国的抗战形势和中共的各项基本政策外，还根据每个记者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讲了一些问题。例如，向苏联记者普罗岑柯谈了中共的组织和发展等；向美国记者史坦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也是在同史坦因谈话时讲的。
通过与中共领导人的交谈，外国记者对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同时，中共领导人也通过他们了解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况。例如，英美人士对国共两党的观感和对中国局势的看法，盟军有可能向八路军提出配合作战的请求，美国政府已开始考虑战后对华政策，等等。有的外国记者还十分友好地向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一些改进对外宣传的建议和办法。
1944年，朱德、周恩来、贺龙（前排右2）、王震（前排左2）、杨尚昆（后排右1）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新华社图片
外国记者还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和其他一些地方考察采访。经过几个月的访问，记者们发现边区是一个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的新天地。根据亲身经历，他们每人都写了不少描述根据地斗争生活的生动报道。特别是福尔曼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史坦因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是两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书。
1944年，毛泽东同志和马海德在延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马海德曾接待过许多到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外交官、军人，包括1944年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 新华社图片
1944年七八月，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18人抵达延安。美军观察组有关人员通过访问，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情况。美军观察组这样评价延安人：“延安使得美国人不可思议的有三点。一是延安人对金钱不感兴趣，美国飞机经常往返印度、重庆和延安，延安没有一个人托过飞机乘务员带外面花花世界的任何东西。二是延安人待人接物不尚虚文，和一般中国人爱讲面子的传统不一样。三是延安人没有开口要美援。”
延安的外事工作，对沟通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广泛地宣传党的主张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更好地适应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党的外交政策是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之下，以共同抗日和争取民主、扩大党的影响为中心内容；目前，我们的外交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我们办外交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的错误观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形成“半独立性的外交”，逐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和对外工作问题，初步积累了有关外交工作的经验。
